韓少功:優質的漢語正離我們遠去
2020年07月13日17:25

原標題:韓少功:優質的漢語正離我們遠去

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韓少功

(本文系作者2016年在清華大學所作的演講,原標題為《創造優質的漢語》)

01

語言應當能夠表達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

希臘語中有一個詞:barbro,既指野蠻人,也指不會說話的結巴。在希臘人眼裡,語言是文明的標誌——我們如果沒有優質的漢語,就根本談不上中華文明。那麼什麼是優質的漢語?

在我看來,一種優質語言並不等於強勢語言,並不等於流行語言。優質語言一是要有很強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強的形容能力。

前者支援人的智性活動,後者支援人的感性活動。一個人平時說話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與感性的統一。

我當過多年的編輯,最不喜歡編輯們在稿簽上寫大話和空話。“這一篇寫得很好”,“這一篇寫得很有時代感”,“這一篇寫得很有先鋒性”。什麼意思?什麼是“好”?什麼叫“時代感”或者“先鋒性”?

寫這些大話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來;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來,只好隨便找些大話來敷衍。一旦這樣敷衍慣了,他的思想和感覺就會粗糙和混亂,就會鈍化和退化。

一旦某個民族這樣敷衍慣了,這個民族的文明就會衰竭。我對一些編輯朋友說過:你們不是最討厭某些官僚在台上講空話嗎?如果你們自己也習慣於講空話,你們與官僚就沒有什麼區別。

我們可以原諒一個小孩講話時大而化之籠而統之:不是“好”就是“壞”,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因為小孩沒有什麼文明可言,還只是半個動物。但一個文明成熟的人,一個文明成熟的民族,應該善於表達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語言就是承擔這個職能的。

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說得既準確又生動。陳詞濫調無處不在,應該說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況。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文明的品級高度,應該承擔一個責任,使漢語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斷增強。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說白話文已經大功告成。白話文發展到今天,也許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02

現代漢語基本照搬英語語法

至少,我們很多人眼下還缺少語言的自覺。我們對漢語的理性認識還籠罩在盲目歐化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創造。現代漢語語法奠基於《馬氏文通》,而《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語語法。這個照搬不能說沒有功勞。

漢語確實從英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但學會了我們前面說到的“她”,還學會了時態表達方式,比如廣泛使用“著”“了”“過”:“著”就是進行時,“了”就是完成時,“過”就是過去時。這樣一用,彌補了漢語的邏輯規製的不足,把英語的一些優點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

這方面的例子還很多。但漢語這隻腳,並不完全適用英語語法這隻鞋。我們現在的大多數漢語研究還在削足適履的狀態。我們看看報紙上的體育報導:“中國隊大勝美國隊”,意思是中國隊勝了;“中國隊大敗美國隊”,意思也是中國隊勝了。

這一定讓老外犯糊塗:“勝”與“敗”明明是一對反義詞,在你們這裏怎麼成了同義詞?其實,這種非語法、反語法、超語法的現象,在漢語里很多見。

漢語常常是重語感而輕語法,或者說,是以語感代替語法。比如在這裏,“大”一下,情緒上來了,語感上來了,那麼不管是“勝”是“敗”,都是勝了,意思不會被誤解。

又比方說,用漢語最容易出現排比和對偶。你們到農村去看,全中國最大的文學活動就是寫對聯,應該說是世界一絕。有些對聯寫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

但英語理論肯定不會特別重視對偶,因為英語單詞的音節參差不齊,不容易形成對偶。英語只有所謂重音和輕音的排序,也沒有漢語的四聲變化。

據說粵語里還有十三聲的變化,對我們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驗。朦朧詩有一位代表性詩人多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曾經在英國倫敦圖書館朗誦詩,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聽得非常激動,事後對他說,沒想到世界上有這麼美妙的語言。

這位老先生是被漢語的聲調變化迷住了,覺得漢語的抑揚頓挫簡直就是音樂。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語言理論不會對音節對稱和聲律變化有足夠的關心,不會有這些方面的理論成果。如果我們鸚鵡學舌,在很多方面就會抱著金飯碗討飯吃。

還有成語典故。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成語典故之多是漢語的一大傳統。一個農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譯員把這些成語典故譯成外語,他們一聽,腦袋就大了(眾笑),根本沒法譯。

應該說,其它語種也有成語,但漢語因為以文字為中心,延綿幾千年沒有中斷,所以形成了成語典故的巨大儲存量,其它語種無法與之比肩。每一個典故是一個故事,有完整的語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節,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學作品的濃縮。

“鄰人偷斧”、“掩耳盜鈴”、“刻舟求劍”、“削足適履”、“拔苗助長”……這些成語幾乎都是諷刺主觀主義的,但漢語不看重什麼主義,不看重抽像的規定,總是引導言說者避開概念體系,只是用一個個實踐案例,甚至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推動思想和感覺。

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囉嗦?是不是過於文學化?也許是。但這樣說照顧了生活實踐的多樣性和具體語境的差異性,不斷把抽像還原為具象,把一般引向個別。在這一點上,漢語倒像是最有“後現代”哲學風格的一種語言,一種特別時尚的前衛語言。

03

創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

今天晚上,我們對漢語特性的討論掛一漏萬。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漢語不同於英語,不可能同於英語。因此,漢語迫切需要一種合身的理論描述,需要用一種新的理論創新來解放自己和發展自己。

其實,《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語語法的一部分。我讀過一本英文版的語法書,是一本小辭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這本專業辭典裡面,“象徵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為詞條。

這也是一些語法概念嗎?為什麼不應該是呢?在語言活動中,語法,修辭,文體,三者之間是無法完全割裂的,是融為一體的。語法就是修辭,就是文體,甚至是語言經驗的總和。

這種說法離我們的很多教科書的定義距離太遠,可能讓我們絕望,讓很多恪守陳規的語法專家們絕望:這浩如煙海的語言經驗組合從何說起?但我更願意相信:要創造更適合漢語的語法理論,一定要打倒語法霸權,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語法霸權,解放我們語言實踐中各種活的經驗。

中國歷史上浩如煙海的詩論、詞論、文論,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但這些寶貴資源一直被我們忽視。

瑞士有個著名的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寫了一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對西方現代語言學有開創性貢獻,包括創造了很多新的概念。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是後世學者公認的結構主義的創始人,現代語言學理論的奠基者。索氏是現代語言學之父,他把語言學塑造成為一門影響巨大的獨立學科。

他不懂漢語,雖然提到過漢語,但擱置不論,留有餘地,所以在談到語言和文字的時候,他著重談語言;在談到語言的共時性和曆時性的時候,他主要是談共時性。他認為“語言易變,文字守恒”。

那麼世界上最守恒的語言是什麼?當然是漢語。如果漢語不能進入他的視野,不能成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塊空白。

有意思的是:我們很多人說起索緒爾的時候,常常不注意這個空白。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以後,中國人最應該寫一本《普通文字學教程》,但至今這個任務沒有完成。

索緒爾有個特點,在文章中很會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盤來比喻語境。他認為每一個詞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這個意義是由棋盤上其它的棋子決定的,是由棋子之間的關係總和來決定的。

“他”在“它”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現之後,就只能指代人。同樣,“他”在“她”出現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現之後,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這就是棋子隨著其它棋子的增減而發生意義和功能的改變。

在這裏,棋局體現共時性關係,棋局的不斷變化則體現曆時性關係。這是個非常精彩的比喻,讓我們印象深刻。

04

漢語的棋局

那麼漢語眼下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棋局?外來語、民間語以及古漢語這三大塊資源,在白話文運動以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在白話文運動以後,在經過了近一個多世紀文化的衝突和融合以後,這三種資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優化的組合與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資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宮從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些都是問題。

眼下,電視、廣播、手機、因特網、報刊圖書,各種語言載體都在實現爆炸式的規模擴張,使人們的語言活動空前頻繁和猛烈。

有人說這是一個語言狂歡的時代。其實在我看來也是一個語言危機的時代,是語言垃圾到處氾濫的時代。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

我昨天聽到有人說:“我好好開心嗬”,“我好好感動嗬”。這是從台灣電視片里學來的話吧?甚至是一些大學生也在說的話吧?實在是糟粕。“好好”是什麼意思?“好好”有什麼好?還有什麼“開開心心”,完全是病句。

“第一時間”,比“盡快”、“從速”、“立刻”更有道理嗎?“做愛”眼下也流行很廣,實在讓我不以為然。這還不如文言文中的“雲雨”。做工作,做銷售,做物流,做麵包,“愛”也是這樣揣著上崗證忙忙碌碌make出來的?

我有一個朋友,中年男人,是個有錢的老闆。他不久前告訴我:他有一天中午讀了報上一篇平淡無奇的憶舊性短文,突然在辦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場。他事後根本無法解釋自己的哭,不但沒有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開始就沒有語言來思考自己到底怎麼了,思緒紛紛之際,只有一哭了之。

我想,他已經成了一個新時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說話,但節骨眼上倒成了個啞巴。就是說,他對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動情的事,反而啞口無言。

事實上,我們都要警惕:我們不要成為文明時代的野蠻人,不要成為胡言亂語或有口難言的人。

編輯 | 李牧謠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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