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 | 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科技資本
2021年04月27日19:34

  來源:莫干山研究院

  朱嘉明

  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

  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問世。作者在新的曆史大背景下,提出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最重要的現象,並論證了其深層原因及其後果,即財富主要來源於資本收入的富人和依賴勞動收入的民眾的貧富差別的持續拉大,否定了經濟增長可以緩和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程度的“庫茲涅茨曲線”。本文所要討論的是自20世紀的中後期,資本與科技的日益緊密結合,導致了科技資本和科技資本主義的形成,以及對發達國家和全球性的影響。

  從產業資本到科技資本

  如果以工業革命作為資本主義曆史的重要時間節點,在大約250年的時間中,資本主義經曆了既有相互聯繫和又有顯著特徵的三個發展階段:產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和科技資本主義。

  產業革命和產業資本,產業資本主義主導階段。時間跨度從1760年代人類開始進入蒸汽時代,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電力的發明和廣泛應用,人類進入“電氣時代”,長達一個半世紀。產業革命起始於蒸汽機的發明,為機械供給推動力的手段,推動了鐵、鋼和煤等產業部門的形成。產業資本主義真正的黃金時代,集中在19世紀後30年至20世紀的最初10年。在這三四十年間,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總產值超過了農業總產值,且工業重心由輕紡工業轉為重工業,出現了電氣、化學、石油等新興工業部門。期間,產業資本主要投入到工業、農業、建築業、採礦業等物質生產部門,以及交通運輸業和某些特定服務業的資本。

  金融革命和金融資本,金融資本主義主導階段。時間跨度從1870年代中後期,延續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前後約140年至150年。金融資本主義分為兩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生息資本和銀行資本高速膨脹,銀行資本、借貸資本和工業資本緊密結合的時期;第二階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佈雷頓森林會議,經到1970年代美國割裂美元和黃金關係,金融資本成長為獨立於產業資本的一種資本形態,並形成完備金融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影響至關緊要。投資銀行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徵。金融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集中在20世紀末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

  科技革命和科技資本,科技資本主義,起始於二戰之後,自1970年代開始加速,持續到現在,判斷是否進入黃金時期,還為時過早。上世紀中期開始,美國的一些大型公司先後成立了實施R&D的研究機構,拉開了科技資本主義的序幕。之後以計算機和半導體為先導,互聯網緊隨其後的ICT革命全面興起,進而引發了信息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和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科技革命引發了科技資本的膨脹,推動科技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科技產業正在成長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並且成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貢獻者。

  在過去兩個半世紀中,產業資本、金融資本都呈現過從低點到高點,再回落的過程,只是考察科技資本的時間長度不夠,現在依然處於向高點攀升時期。

  代表性經濟理論

  在經濟學領域,對於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和科技資本的代表性理論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維也納學派和貨幣主義。

  馬克思《資本論》。《資本論》第一卷,討論的是產業資本,以及產業資本的生產過程,並基於勞動價值理論,提出和論證了賸餘價值理論。《資本論》第二卷,論述資本的流通過程和賸餘價值實現《資本論》第三卷,分析資本運動總過程,涉及生息資本,賸餘價值在產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以及借貸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和利息問題,以及資本主義的信用、銀行和貨幣流通。《資本論》三卷的出版時間是1867年、1885年和1894年,正是典型的產業資本主義時代,所關注的是產業形態的資本。

  希法亭《金融資本》。該書出版於1910年。1910年代的資本主義與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比較,有明顯變化:資本生產方式越來越集中,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之間的聯繫愈發緊密,自由資本主義全面邁向壟斷資本主義。《金融資本》的曆史地位在於修正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在特定條件下的紙幣可以具有價值。書中寫到,“紙幣的價值應當是不必求助於金屬貨幣就能得出的”,“紙幣這種本身沒價值的東西,由於執行了一種社會職能,即流通,從而獲得了價值”。此外,《金融資本》強調了工業資本對銀行的依賴。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該書寫於1916年。列寧在本書中揭示了壟斷資本和金融寡頭的關係,由於貨幣資本大量積聚在少數國家,資本輸出的增長導致少數富國變成食利國。列寧定義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結合產生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該書出版於1936年,提出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在承認市場的不完整性和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前提下,系統提出“貨幣需求”概念,並分解為交易動機、預防動機、投機動機的三類貨幣需求。《通論》突破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將貨幣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且作為作為一個獨立的資本形態考察,解析廣義的貨幣供給量,比較利息、債券利息、存款利息的關係,推導出貨幣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影響宏觀經濟的不同模式。

  熊彼特“創新理論”。作為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熊彼特,其創新理論主要集中在他所撰寫的《經濟發展理論》(1911),《經濟週期》(1939)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著作中。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並與生產體系相融合,從而獲得最大限度地獲取超額利潤。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不斷地實現“新組合”,形成資本主義經濟最為主要的自變量,造成“創造性破壞”,推動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各類不同的經濟週期性波動都源於創新的非連續性和非均衡性特性。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弗里德曼在他的《最優貨幣數量及其他文集》,《失業還是通貨膨脹?對菲利普斯曲線的評價》等著作中的貢獻,不僅提出“現代貨幣數量論”,主張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存在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係,通貨膨脹歸納於貨幣現象,而且將貨幣問題作為討論宏觀經濟的製度性前提,經濟體系內部的多種因素決定貨幣供給量,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影響實際利率和產出水平等經濟變量的調整和改變。

  總的來講,從馬克思經希法亭到列寧,所關注的重心從生產過程的產業資本,轉移到關注銀行資本和金融資本以及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結合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凱恩斯革命,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和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囿於實體經濟的框架,置貨幣金融為獨立於傳統實體經濟的經濟形態,並且成為解析宏觀經濟的環境和前提,造就科技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

  三種資本的“微觀”比較

  資本的來源和構成比較。產業革命和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和資本原始積累,甚至與販賣奴隸,存在著深刻的曆史淵源。1845年,恩格斯所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描述的就是英國工人階級難以忍受的生活狀況和勞動條件。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資本從來到這個世界,它的全身上下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和肮髒的東西”。與源於原始資本積累的產業資本比較,金融資本的主要來源是金融市場,其構成發生了根本改變。至於科技資本的構成,包括科技企業積累,資本市場,風險資本,政府與大學的科技基金。

  資本的生產要素的比較。在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和科技資本這樣的演變過程中,生產要素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產業資本時代,生產要素就是: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到了金融資本時代和科技資本時代,信息,特別是所謂的“大數據”,信息,知識,都構成生產要素。

  資本的投資方式和回報期比較。傳統實體經濟的投資的回報方式就是利潤,回收期相對短,回報率容易精確計算。金融資本的回報方式是利息,長期債券償還期限達到10年以上,股市的回報率從來是波動的。至於科技資本的回報方式,收回週期更長,回報率複雜化和難以精確化。例如,馬斯克從來不會承諾人們對他投資的回報期和回報率。

  資本的成本和風險比較。產業資本的成本結構穩定,風險預期範圍確定。從金融資本到科技資本,成本結構發生改變,成本控製難度增加,風險系統化。相比較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和科技資本的規模極度放大,且實體經濟“可行性研究”,很難適用於金融資本和科技資本。

  資本的主體比較。產業資本主義的經濟主體是工廠主和企業家,是產業工人,還有產業協會和工會;進入金融資本主義,經濟主體是銀行家,金融家,資本市場的專業交易員,基金經理,還有銀行和股市的散戶;在科技資本主義,最重要的主體是科學家和發明家。

  資本的經濟組織形式比較。產業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是車間,工廠、企業和公司。金融資本主義則是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各類保險和基金機構。科技資本主義,特別是進入互聯網時代,代表性的經濟組織形式是科技公司支持的平台。矽谷是一個R&D的網絡體系,代表的是科技產業集群模式。

  資本的對應市場比較。產業資本對應的是一個物質產品為主體的或者某些服務為產品的市場,市場價格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均衡程度。金融資本對應的則是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外彙市場和貨幣市場,金融市場存在其不同於實體經濟市場的規則與機製。科技資本所對應的市場,不僅不同於實體經濟市場,也區別於金融市場,是科技創新創造科技市場市場需求。

  資本的“邊際效用”比較。自19世紀70年代,邊際分析的廣泛使用是經濟學研究,形成了邊際生產力、邊際成本、邊際收益、邊際替代率、邊際消費傾向等概念。但是,適用於傳統產業經濟的邊際效用理論,對於金融產業,特別是科技產業全方位失效。

  三種資本的“宏觀”比較

  經濟發展階段的比較。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的著作《經濟成長的階段》出版。該書提出了經濟發展的若干階段:傳統社會階段,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大眾消費階段和超越大眾消費階段。但是,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是對工業革命時代、實體經濟時代的發展階段的總結,其理論框架已經不再適應金融資本主義和科技資本主義。

  經濟週期的比較。在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經濟週期就是商業週期,屬於短週期,一般在四年左右,週期所包括的繁榮、衰退、蕭條、複蘇的階段界限清晰。在金融資本主導到科技資本主導的時代,經濟週期延長,基欽週期代表的四年典型商業週期過短,需要較長的庫茲涅茨週期,甚至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因為經濟週期延長,經濟週期的內在階段不可避免地模糊化。

  經濟危機的比較。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1873年經濟危機和1929年具有典型意義,兩次危機都屬於生產過剩範疇危機,都是全球性危機。金融危機的典型案例是1980年代後期的拉美主權債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些金融危機已經與傳統的實體經濟危機機理不同,且相對分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標誌著金融資本的黃金時代的終結。

  壟斷模式的比較。產業資本時代的基本壟斷模式是卡特爾、辛迪加和托拉斯。在金融資本曆史階段,典型的壟斷模式實現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的康采恩,金融資本處於主導低位。在科技資本主義時期,壟斷模式則是混合聯合經濟體(conglomerate),有助於實現自然壟斷、資源壟斷和行政性壟斷的融合和一體化。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貨幣製度和財政製度的比較。在產業資本主義的早期和週期,實施的是自由市場經濟製度。金融資本主義時期,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趨於強化,並形成穩定的貨幣製度和財政製度。到了科技資本主義時期,國家意誌影響科技的發展,科技發展需要國家的持續增長的資本和其他資源的投入,政府作用顯著和持續提高,政府對於科技強化前監督、管理、治理手段。現在全球前所未有的科技競爭的背後是國家資源的競爭。

  通貨膨脹模式的比較。在工業革命,特別是20世紀以來,只要貨幣供給量增大,直接導致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劇烈地影響民眾的基本生活。自20世紀末至21世紀過去20年,貨幣(M2)供給持續膨脹,甚至實行不斷放大的“貨幣寬鬆”政策。但是,基於CPI指數的通貨膨脹率卻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這是因為,大量貨幣擁進了資產領域,推高了資產價格。之後,科技領域成為吸納貨幣最大黑洞,推高了科技產品價格。現在貧富差別的擴大,是擁有資產的人群和控製科技資源的人群,成為新的受益者。現在的貧富差別已經不再是傳統理解社會收入的分配不均的問題,而是資本的非均衡分佈問題。

  貨幣環境的比較。工業資本時代,基本的貨幣環境是金本位,或者是金銀複本位製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金融資本擴張,貨幣金融環境是布林頓森林會議確定的貨幣製度和後布林頓森林會議製度。新階段科技資本主義的貨幣環境將是數字貨幣。

  全球化形態的比較。全球化已經和正在經曆了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三個階段。進入21世紀之後,基於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專利等服務貿易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國際貿易。科技貿易的失衡,引發新型的國際貿易摩擦和貿易衝突。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例如“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思想已經不足以解釋科技全球化的現狀和發展趨勢。

  科技資本主義對經濟和社會的改變

  如果科技資本主義,從ICT革命算起,也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曆史。現在,科技革命已經遠遠超越ICT範圍,算力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材料革命、生命科學革命,構成疊加性的科技革命,影響和改變經濟和社會,甚至人類本身。

  科技革命為經濟體系注入急劇增多的變量,使之成為自我創建和自我更新的動態系統,不斷強化複雜和不確定性。人們對未來經濟的理性的預期和經濟治理的難度越來越大。

  在科技革命的推斷下,人類的經濟活動的在向宇宙空間擴張的同時,因為納米技術和電子顯微鏡而進入以納米為單位的量子結構、基因結構。與此同時,時間存在方式也在發生改變。

  傳統實體經濟存在其經濟規律,均衡理論就是對經濟規律的一種解釋;貨幣金融經濟,也存在其特定規律,例如貨幣數量理論;科技經濟,受製於科技自身規律,例如,半導體和芯片開發的“摩爾定律”,以及揭示網絡價值與聯網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的“梅特卡夫定律”。

  科技資本主義產生了特定的“博弈主體”:科技本身,科技公司,政府,科技最終的使用者。在科技博弈過程中,不存在任何主體可以完全控製科技資本的演變。相對而言,在“科技博弈“主體中,科技本身的權重的不斷提高。在“科技博弈”背景下,全球“科技秩序”遠比“經濟秩序”、“金融秩序”,甚至地緣政治更為複雜。

  21世紀以來,在世界範圍內,正在形成新的二元經濟:傳統的實體經濟為一元,高科技和硬科技,特別數字經濟為另一元的經濟。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都進入到新二元經濟,衝擊和改變關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劃分內涵。新二元經濟,導致“新”的社會不平等,例如“數字鴻溝”,“數字生存”。如果說,產業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產生了無產階級,那麼科技資本主義,加劇傳統產業失業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中產階級的萎縮,產生龐大的“無用人口”,刺激“新馬爾薩斯主義”複活。

  科技革命,推動和催化了後工業化社會,信息社會,數字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例如,因為數字經濟,一切社會和經濟活動“比特”化,於是有了“一切就是計算,代碼就法律”的新認知和新規則。區塊鏈就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學技術。社會治理從人治到法治,進而法治和技術治理的融合。

  1944年,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的《大轉型》著作出版。該書提出,市場與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間的衝突,最終導致西方文明唯有訴諸世界戰爭不可的地步。所以需要批判和反思自由市場經濟。科技革命正在徹底改變經濟結構,經濟製度和經濟組織,推動世界範圍內的從經濟主導科技到科技主導經濟的的“大轉型”,實現產業、金融和科技部門的均衡發展,建立共享經濟,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緩和加劇的社會不平等。

  進入21世紀,全球科技革命的科技前沿不斷改變,顯現出逼近“奇點”的趨勢。科技自身的內在生命力,開始挑戰人類對科技控製的邊界。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科技的進展正在一次一次地突變人們的預期。不僅如此,科技革命涉及到科技道德和科技倫理,進而改變人類本身。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不是強化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削弱人類中心主義,甚至影響人類文化的演變和文明史。

  如何預期和防範科技危機?

  在資本主義經曆了250年以上的曆史演變,經曆了產業資本主導,再到金融資本主導,現在進入科技資本主導的時期,可以肯定,在未來的十年中,科技革命還會繼續吸納更多的資本,更多的人類資源和自然資源,進一步改變經濟的運行模式、社會形態、國際格局甚至地緣政治。

  那麼,科技革命是否存在發展週期和極限?是否存在科技危機?從理性出發,科技革命危機不僅可能發生,甚至現在正處於醞釀之中。例如,大數據持續的、看不到盡頭的指數增長,大數據的存儲和處理造就的算力產業,其背後是能源的近乎無限的消耗,與世界各國追求的碳中和目標背道而馳。大數據危機是否可能引發數字經濟時代的科技和經濟危機?至少值得思考和觀察。

  在當代世界,因為科技革命,全球化不可逆轉,人類共同體建設會不斷深化。世界各國在科技革命浪潮衝擊面前,既要有競爭,更需要合作。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和波士頓同時舉辦的“大學沙龍”(原哈佛沙龍)第125期和葦草智酷沙龍第106期的發言修訂稿,刊出時刪去註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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